青年群体的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形成过程研究

摘要：目的 了解青年群体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的现状，调查相关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针对性的相关建议，并对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患者个人精神疾病病耻感的形成过程进行尝试性的构建。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回收得到有效问卷303份。结果 青年群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刻板印象较为严重，整体情感倾向较为积极，家庭环境及网络环境是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主要途径。结论 家庭环境的建设十分重要，这需要内部和外部的同时发力；大众传媒应当尽到社会责任，展现精神疾病患者的全面状态。

关键词：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青年群体；影响因素；形成路径

中图分类号：R473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public mental illness stigma among young people

LIANG Rongxiang1   CHENG Xuetong1   SHANG Yao2(Corresponding author)

1.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2.School of Marxism,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outh public mental illness stigma, investigate the relevant influencing factors, to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to construct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public mental illness stigma and personal mental illness stigma. Methods: 30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Young people's stereotype of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is more serious, and the overall emotional tendency is more positive. Family environment and network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ways to understand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Conclu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environment is very important, which require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orts; the mass media should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show the overall state of mental illness patients.

Key words: Public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youth group;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ormation path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曾在其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1]。受经济形势影响，抑郁症、焦虑症等的患病率更是呈逐年上升趋势。在中国，终身患有精神疾病的概率高达16.6%[2]。公众面对精神疾病所产生的病耻感不仅是精神疾病患者的个人病耻感根源所在，也大大影响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和服药依从性，成为精神疾病患者重新融入社会的重大阻碍。青年的定义为14-35周岁，通过实际接触发现，青年群体的思维更加活跃，思想更加开放，对信息的传播能力强。青年时期是形成稳定三观的关键时期，且青年群体作为在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起到了文化桥梁的作用。因此，青年群体对精神疾病的公众病耻感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也呈现出社会层面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接受程度，同时也会深刻影响的他们的上一代以及下一代的基本态度，影响整个社会的环境氛围。同时，青年群体中绝大部分为在校学生，对信息的接受程度高，便于从学校和网络层面展开宣传教育。

2 研究现状

病耻感的概念首先由Coffman提出，意为耻辱的特征，译自希腊语stigma，含有烙印的意思。有关病耻感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Link的标记理论[3]以及Corrigian的认知行为理论[4]，Link将病耻感概念化，认为它是由“标记、刻板印象、隔离、情感反应、 地位丧失及歧视”这五大因素形成的聚合体，而Corrigian将病耻感过程化，认为其是由刻板印象到偏见再到歧视的一个认知行为过程。在此过程中的病耻感偏向于实际病耻感，即实际存在的歧视贬低行为等。Corrigian认为个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刻板印象和对负面评价的认同带来负性的情感体验即产生偏见，偏见则会带来歧视行为的发生，患者遭受不公平对待，产生病耻感。而对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发现了不同职业不同地区及不同时间段对精神疾病病耻感的不同影响[5]。

已有研究已经证实，公众对精神疾病存在较强的病耻感。国内对病耻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特定疗法对特定疾病患者的作用，如正念减压疗法及生命树叙事疗法等。且针对精神疾病病耻感的研究只占并不算多的一部分。而对精神疾病病耻感的相关研究也主要从精神疾病患者的本身入手，探讨不同影响因素对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的影响及由此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并大多集中于严重的精神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和较为普遍的抑郁症等，缺少对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的具体研究，而对具体干预措施的实施效果也缺乏相应的具体研究和反馈改进。针对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入手，缺乏这些因素对精神疾病病耻感的具体影响途径和影响方式，同时缺乏更多相关因素的研究，也缺乏对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形成过程的探究[6]。

3 调查结果

3.1 基本人口学信息

本课题共收集到有效问卷303份，其中男生98份（32.34%），女生205（67.66%），地域分布在全国范围内较为均匀，其中年龄在30岁以内的占到被调查人群的91.75%，常住地区位于城镇的占到80%以上，仍属于在读学生的占到92.08%，与精神疾病患者只有较短的或者极少的现实接触及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占到94.06%，专业方向集中在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与人文社科类，且分布较为均匀。

3.2 青年群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刻板印象及其来源

青年群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刻板印象的调查显示，具有精神疾病患者“有暴力倾向，具有危险性”（44.22%）“举止疯癫”（44.88%）“思维逻辑混乱”（52.80%）等较为负面的印象的占比较高，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占比最高（54.78%）。认为精神疾病患者“需要关爱理解”（45，21%）的同样占据较高比例。而认为精神疾病患者“能正常独立生活”的人数最少。说明青年群体对精神疾病有一定了解，但同时也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自理能力持消极态度。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承受痛苦”与“性格脆弱”的占比均在30%左右，说明青年群体中的较少部分对精神疾病患者有较强的共情，也体现出青年群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认识停留在浅表化的问题。

青年群体精神疾病患者的刻板印象有众多来源，与精神疾病患者接触是对刻板印象形成影响最直接的因素之一。根据刻板印象形成的社会认知理论[7]即个体通过初步的认识快速建立对他人的印象的观点和首因效应，本课题就69份显示与精神疾病患者有过一定接触史的问卷进一步调查了他们与精神疾病患者的接触情况，结果如下：

图1   对接触经历的评价

数据显示，对接触经历评价为“非常不好”“不好”“一般”的占到总人数的79.71%，说明大多数的接触者在接触过程中的情绪感受都是负面的。由此，我们分析了对接触经历的评价与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之间的关系，结果如下：

图2   对接触经历评价与所形成的刻板印象的关系

为提高调查可信度，我们将接触感受为“好”和“非常好”的数据合并为“正面感受”，将接触感受为“一般”“不好”和“非常不好”的数据合并为“负面感受”，得到如下表：

数据显示，获得负面接触感受的被调查者认为精神疾病患者“能力低下、工作难以胜任”及“承受痛苦”“思维逻辑混乱”“有暴力倾向、具有危险性”的比例（分别为34.55%、42.82%、65.45%、45.45%）高于获得正面接触感受的被调查者的比例（分别为0.00%、28.57%、42.86%），而认为精神疾病患者“能正常独立生活”“没事找事、自寻烦恼”“性格脆弱”的比例（分别为20.00%、20.00%、25.45%）低于获得正面接触感受的被调查者的比例（分别为28.57%、35.71%、35.71%）。说明与精神疾病患者的接触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刻板印象的形成，负面的情绪感受会使接触者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能力评价较低，同时感性理解增强。当然，考虑到样本数量偏少，该结论的可信度较低，有较大误差存在。

根据刻板印象形成的社会环境理论，即个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出于获得知识简化信息的目的产生对他人的刻板印象，本课题从青年群体获得对精神疾病患者初步认知的途径入手，对被调查者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途径进行了相关调查.在303份调查问卷中，通过“电影、电视剧等创作作品”（52.48%）与“微博、抖音等自媒体”（54.12%）了解到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数最多，均占到总人数的半数以上，其他占比较高的有“学校、老师、同学”（41.58%）“朋友亲戚”（36.30%）“纪录片等纪实作品”（27.72%），同时“现实中接触”（24.09%）与“家庭教育”（43.43%）也占有一定比例。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媒体平台及有关创作作品占到宣传精神疾病患者的主阵地，学校与家庭的教育作用同样也不可忽视，而由“学校、老师、同学”和“朋友亲戚”构成的整体的社会环境对有关精神疾病患者印象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3.3 青年群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偏见及其影响因素

青年群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偏见歧视调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当假设需要与精神疾病患者接触时，青年群体中53.80%“想要尽可能加以帮助”以及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是“值得同情”的占到55.78%，只有4.29%的被调查者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是“丢人”的、

表1   对接触经历的评价与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之间的关系

表2   青年群体对面对精神疾病患者时的态度的假设

4.95%的被调查者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是“讨厌”的以及只有2.31%感到“愤怒”，0.33%感到“晦气”，说明青年群体大多对精神疾病患者还是持正向积极的态度，并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伸出援手。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假设要与精神疾病患者接触的情况下，表示“要尽量远离”和“感到害怕”的人数分别占到32.34%和37.29%，这也与青年群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倾向”的刻板印象相呼应，说明青年群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接纳度并不高，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可能会带来伤害，趋向于远离。认为精神疾病患者“需要住院治疗”的占比达到42.57%。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和第八十三条中关于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的规定中指出，精神障碍的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只有具有伤害自身危险或者伤害他人危险的才可以实行强制性的住院治疗。当然，及时且正确的治疗对精神疾病患者是十分必要的。但对精神疾病患者而言，选择门诊复诊还是住院治疗是要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再做出抉择的。由上可知，认为精神疾病患者“需要住院治疗”是片面的，是对有关精神疾病及其治疗的知识了解不够的体现。而表示“值得同情”、“想要尽可能加以帮助”则体现出青年群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积极一面，即青年群体对精神疾病患者是具有较高的同理心及较低的排斥情绪。

由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8]可知，偏见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身边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言谈举止等具有明显负面偏向性的情感与行为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认知，同时，儿童也会模仿身边人的对精神疾病患者群体的情感态度，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反应。这种行为反应得到身边人的鼓励后则会进一步强化，最终形成偏见。因此，本课题组就被调查者身边亲友对其与精神疾病患者接触的意愿情况及对精神疾病患者负面情感表达的相关情况展开了调查。61.71%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身边的亲友不太愿意他们与精神疾病患者由过多接触，仅有9.57%的被调查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这也侧面反映出，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包容度和接纳度都是较低的。

同时我们也对被调查者的亲友就在社区所在地附近建设精神康复中心的意愿情况展开了调查。53.46%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身边的亲友有大概率不会同意在社区或者家的所在地附近建造一所精神康复中心，仅有19.80%的被调查者持反对意见，这和与精神疾病患者接触意愿的调查结果是基本一致的。表现出社会环境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较低包容度，以及一种避之不及的心态。

为进一步分析身边人言谈举止对偏见形成的影响，我们筛选了对“您身边的亲友不太愿意您与精神疾病患者有过多接触”题目选项为“同意”“非常同意”且对“如果在您的社区或者您家所在地的附近建造一所精神康复中心，您的亲友不会同意”题目选项为“极大概率是这样”和“较大概率是这样”的数据记为“筛选数据1”，记筛选前数据为“原数据”，得到如下表5。通过表格数据可以发现，与原数据相比，筛选数据中选择“要尽量远离”“丢人”“讨厌”“看到就生气”“感到害怕”“愤怒”“需要住院治疗”的比例都更高，说明筛选后的被调查者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负面情感更加强烈；同时选择“想要尽可能加以帮助”“值得同情”的比例更低，说明筛选后的被调查者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共情更弱，施加帮助的意向也较弱一点。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身边人的言谈举止在较大的程度上会影响到被调查者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情感态度。当身边的亲友表现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排斥态度时，被调查者更易产生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负面态度。

有关青年群体感知到的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负面情感的相关情况的调查结果如下：

由图中数据可以看出，“家人”“亲友”“邻里街坊”占比分别为51.75%、50.88%、64.91%，均过半数，说明家庭环境占到了很大的比重；“陌生人”的占比达到60%以上，说明除家庭、学校以外的社会环境

表3   现实中青年群体感知到的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负面情感来源

对青年群体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有重要作用；其中“老师”的占比最低，“同学”的占比也较低，说明学校环境青年群体传递的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负面情感较少，当然这也和学校教书育人的职能有一定关系。

表4   非现实中青年群体感知到的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负面情感来源

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表示从“电影电视剧中的人物”中感受到过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负面情感的比例为68.98%，占比最高；表示从“纪录片等纪实作品中的人物”中感受到过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负面情感的比例为37.29%，占比最低（除其他外），而选择“抖音、微博等自媒体中的博主”与“书中的人物或者作者的观点”的比例分别为50.17%和51.49%，比例基本持平且都占比较高。

4 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形成过程的构建

结合社会心理学的已有研究和Corrigian的认知行为理论及问卷调查的相关结果，我们对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实际病耻感）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构建。在个体层面，家庭和网络环境起到主要作用；而在社会层面，则是群体类别化与面子文化等综合影响下的结果。

4.1 青年与环境的关系构建

结合本研究的内容与现实境况，我们可将青年群体与环境的关系构建如下：

通过以上框图可以看出，青年群体与环境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关系，环境对青年群体的认知、情感等产生影响，而青年群体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通过自我的行为对整个社会环境产生作用。此处的家庭环境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及与外部世界的相处方式，也可理解为青年群体在家庭中与亲属、邻里街坊等的相处境况及感知到的家庭氛围等；此处的学校环境指的是青年群体在学校中接触到的外部环境，包括课堂教学、学风校风及老师同学等；此处的社会环境指的是青年群体对社会氛围的整体感知，包括且不限于文化环境、法治环境及政治环境等等，为与其他环境进行区分，此处社会环境指的是在学校、家庭及网络以外所感知到的社会氛围；网络环境在这里强调的是青年群体通过电子信息设备接触到的外部环境。

4.2 个体层面：家庭、网络环境影响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的主要过程构建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网络环境及家庭环境是在认知情感层面影响精神疾病病耻感形成的重要因素。由此，我们从以上两个环境入手对其进行分析。

就家庭环境而言，可以从直接的家庭教育和间接的家庭影响两方面进行分析。就前者而言，直接的家庭教育以“育人”为目的，青年群体从长辈的描述中获得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初步印象，同时长辈在教育过程中传递出的情感态度，也会影响到青年群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评价。而家里的长辈或者邻里街坊等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言谈举止、行为评价等构建成家庭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环境氛围，则会在潜移默化中对青年群体的认知和情感产生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表达出的情感倾向是基本一致的。

就网络环境进行分析，电影电视剧中往往把精神疾病患者异化为暴力、危险的代名词，且在电影电视剧中出现的精神疾病患者大多都是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出现自伤或者他伤行为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众对精神疾病患者持恐惧、排斥的态度。当然也存在一些展现精神疾病患者的真实状态、打破传统刻板印象的作品。只不过相较而言，大多数的影视作品还是把精神疾病患者作为吸引眼球的噱头，缺乏专业性。

综上所述，我们尝试构建了家庭环境影响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的主要过程，就精神疾病患者暴力性的印象举例，如下图所示： 

图7   家庭影响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形成过程构建

4.3 社会层面：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的主要形成过程构建

就社会环境而言，沈毅就中国社会的人缘取向的研究中提出四种关系类型，即深度感情关系、普通人缘关系、恩义负欠关系与功利交换关系。首先，我们就普通人缘关系中的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展开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之下，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此时的差序格局中利益成为决定性因素，先天的亲缘关系固然不可改变，但也可能因为后天的联系减少等变得淡漠或者疏远。人际之间的亲密交往可以使感情加深，甚至成为深度感情关系，增加获得稀缺资源的可能，此时的人际交是为了工具资源的获得。而传统社会中对“克己修身”的要求与个体“利己”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在对普通人缘关系的研究中，私利与儒家强调的利他的私德之间通过“和谐法则”得以共存[9]。中国社会倾向于将精神疾病与遗传相联系，且群体意识高于个体意识，在一个群体中往往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以上分析，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和一个精神疾病患者保持亲密关系自身的名誉也会受损，即所谓“丢面子”。而众多研究已经证实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面子是基础的文化心理建构，同时脸面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流通方式，丢面子在一定程度上是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减少[10]和群体认同感的降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疾病的较为密切的亲属往往会选择减少社交，而保持普通人缘关系的亲属往往会选择减少联系，即把精神疾病患者划为“外群体”的范围内。由此，精神疾病患者及了解具体情况的家属的话语权被剥夺，接触意愿降低。而且考虑到大众普遍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是有暴力倾向并需要尽量远离，此时与精神疾病患者的接触也存在对自身及所在群体（比如家庭）的潜在的现实威胁（受到暴力伤害）[11]。而大众对精神疾病患者“思维逻辑混乱”“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的普遍认知也会带来对精神疾病群体的文化威胁的感知，从而产生群体偏见。此处的文化威胁指的在社会特征和人际特征方面知到的两个群体的差异。在Stephan的研究中指出，个体感知到外在群体对自身的文化等产生危害时会产生群体偏见[12]。除此以外，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中，对精神疾病患者及普通人的分类是十分明显的，精神疾病患者代表着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是有别于正常人的“外群体”。内外群体缺少接触和沟通交流使得负面印象进一步强化，而这种结果又会降低公众的接触意愿，形成正反馈循环。由以上分析，我们可得到在社会层面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的形成模型。

图8   社会层面公众病耻感形成过程构建

5 对策和建议

5.1 增加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等与社会的接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是形成该闭环的重要一步。在以往，精神疾病患者是话语表达的弱势一方，大众媒体掌握着主要的话语权。而问卷调查的结果也体现出青年群体与精神疾病患者的较低接触程度。在已有交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进一步增加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等与社会的接触。首先，搭建有利于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自我表达的平台，比如自媒体平台营造出温馨友好的氛围，策划相关的主题活动等；社区、学校积极开展促进交流的相关活动等。其次，鼓励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发声的同时也要推动提高公众与精神疾病患者的接触意愿。 

5.2 大众传媒要传播积极的导向，对精神疾病的报道、演绎等做到客观专业

在中国，媒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报道存在专业概念模糊化、负面形象标签化及报道内容表面化的问题[13]，缺乏深入、专业、翔实的报道[14]。依据健康传播的理念，大众传媒应当努力矫正对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全面展现精神疾病患者的真实状态，关注精神疾病患者的迫切需求，增加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正面报道。媒体从业人员也应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展现力求客观、真实，而不是凭自己的主观感受做出判断。由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新闻媒体将关注点更多放在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的切实需求和自身感受上，对报道主体及所患病症等有一定了解后再进行报道，对报道内容负责。第二，电影、电视剧在构建精神疾病患者的形象时，要考虑社会影响，更多地关注精神疾病患者的全面状态，不只是把精神疾病患者置于“他者”的地位上；在将精神疾病患者与暴力危险挂钩时，也应该尽量科学真实，说明是否为虚构等。

5.3 家庭和学校是降低公众精神疾病病耻感的重要阵地

由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是青年群体获取有关精神疾病患者认知的重要场所，营造对精神疾病患者友好、包容的环境氛围十分重要。而家庭的构成要素是人，家庭氛围的构建需要每个成员的参与。由家校合作入手，学校可以组织每个家庭集体观看有关精神疾病患者的纪录片及进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于这方面话题的相互交流等；由社区管理入手，对本社区内存在的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充分地关心，同时在社区内进行有关精神疾病患者的科普宣传。就学校环境而言，老师自身对精神疾病患者要有充分客观的认识，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信息。而有关精神疾病患者的教育内容也不能只停留于表面，将其作为一种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出现，要结合具体的情景分析及真实的统计数据及客观的行为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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